有障碍的“无障碍”之路

　　文军生前在公园游览。

　　47岁的残障人士文军，毫无征兆地倒在了路上。

　　7月7日晚，文军滑着轮椅经过云南省大理市宾川路的一家酒店时，离开了原本可直行的坡道，进了一个巷子。几秒钟后，他掉进了一个没有警示标识的地下车库，120赶到时，已无生命体征。事后有朋友重走那条路时发现，坡道的尽头被一辆车占据了。

　　文军是一名无障碍出行的推行者。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附近，他创办了无障碍设施完善的“截瘫者之家”，供前来治疗的伤友居住。他每年都会组织伤友一起出行，爬长城、登山，到西安、成都等地旅游，实施、推广无障碍理念。

　　“很多地方残疾人设施不好，是因为残疾人不经常光顾。只有让人们亲眼看见残疾人面临的困难，才会有人愿意解决”，文军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目前，中国有8500多万残障人士，大多要依靠盲道、坡道、无障碍厕所等无障碍设施出行。此外，老年人、孕妇、儿童等群体也有无障碍设施的需求。

　　2017年底，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残联发布了《2017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体验报告》。报告显示，各行业无障碍设施普及率仅有40%，满意度70分。

　　文军出事后，事发现场拉起了警示线。

　　人为的障碍，害了追求无障碍的他

　　22年前，宁夏人文军被一场车祸夺走了行走能力，开始与轮椅为伴。两年后，他来到北京靠卖百货为生，周围的居民常见他独自摇着轮椅去进货、推销、摆地摊，后来又做起了医疗器械的生意。

　　其余时间里，文军是一名公益人士、无障碍推行者。2006年，他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附近租了一间四居室的平房，创办了“截瘫者之家”，为前来就诊的伤友提供住所，一晚只收50块。

　　为了方便伤友们生活，文军自己掏钱，把屋内的所有设施做了无障碍改造。厕所里安装了扶手，厨房的碗柜、灶台的高度和轮椅平行，房间里的床也摆到了适宜的位置，留出可供轮椅通行的空隙。他还特意购买了锻炼器材、训练床，帮助伤友练习翻身、站立。

　　许多到康复中心治疗的残障人士都在这里住过，38岁的刘泽友是其中一员。“在这儿会遇到很多伤友，方便交流。更重要的原因是，无障碍设施完备的酒店、住所太少了。”

　　此外，文军还创办了“SCI(spinal cord injury，脊髓损伤)感受阳光，享受快乐”活动，每年组织几十名伤友一起，去西安、南京、银川等地旅游。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他们甚至爬过长城、登过黄山。到今年为止，活动已经举办了11届。

　　云南是活动的第12站。按照文军的规划，他和伤友们10月20日会在云南相聚，用10天的时间游览昆明、丽江和大理。为了安排好酒店、游览路线，7月1日，文军提前到云南踩点。

　　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折叠尺，量酒店门的宽度、床的高度、马桶和淋浴的距离，保障伤友们可以无障碍出行。往往需要跑上十几家酒店，才能找到一家合适的。此外，他还会在当地提前订好无障碍大巴，大巴要能从底盘伸出斜坡，便于轮椅上车；找景区领导沟通，了解景区环境、是否有无障碍游览路线。

　　出事的前几天，文军去昆明大观楼公园时，发现很多公交车有适合轮椅上下的“一步梯”，开心地发了朋友圈。他还去了讲武堂、海埂公园、民族村等景点，看到了配有电子门锁的无障碍卫生间。

　　7月7日是文军到大理的第二天，当晚9点30分左右，街边监控记录下了他最后的行动轨迹。事发后，文军的好友唐敬新重返现场时发现，文军拐弯前的坡道被一辆白色轿车占据，他猜测，或许正是因为坡道被堵，文军想另寻他路，才会拐进巷子里。

　　至于文军跌落的深坑，则是酒店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离地面两米多高，周围没有任何警示标识。以坐在轮椅上的视角来看，很难发现深坑的存在。

　　没人想到，大理会是文军的最后一站。

　　文军的朋友把他逝世的消息发在了微博上，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无障碍出行的关注。有网友评论，“人为的障碍，最终杀了致力于无障碍设施的他。”

　　北京一家没有无障碍直梯的饭馆，残障顾客只能被抬上楼。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摄

　　让残障人士正常参与生活的理念

　　中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从一条坡道开始的。

　　1985年，中残联、北京市残联、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联合召开了一场“残疾人与社会环境”研讨会，提出要“为残疾人创造便利的生活环境”。很快，北京市政府对王府井商业街、东四等四条街道进行了第一次无障碍改造，将公路路口与人行道相交的台阶改造成缓坡。随后，全国各地相继开始无障碍建设。

　　在接受采访的多位残障人士看来，对于无障碍环境建设，2008年北京残奥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大型国际活动都是良好契机。2008年，时任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公开表示，“2001年申奥成功后，北京共实施了1.4万多项无障碍改造项目，无障碍设施建设总量相当于申奥前20年的总和，许多无障碍设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肢体残障人士唐占鑫记得，2008年北京地铁10号线开通时，已经有了无障碍直梯、车厢和可供轮椅通过的宽闸机，如果有需要，还会有工作人员为她提供一对一服务。

　　当时，北京还多了许多无障碍公交车，车身配备了折叠的黄色轮椅踏板，可供轮椅上下，车内设置了专门的轮椅区域、轮椅扶手。以前经常出现的出租车拒载残障人士的情况，2008年后也有了很大改善。

　　“后来新建的商场、酒店，陆续修起了坡道、无障碍卫生间。一些公园也设置了专门的无障碍通行路线。”唐占鑫说，从那时起，她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多。

　　但在残障人士蔡聪看来，“无障碍”并不只是坡道、盲道、无障碍卫生间等公共设施的修缮，而是一种能让残障人士、老年人等群体正常参与生活的理念，由此衍生出了无障碍环境、无障碍设施等多种概念。“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无障碍设施，而是一些已经建成的无障碍设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许多残障人士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盲道被机动车占用；无障碍电梯被健全人占用；供轮椅使用的坡道修得过陡；无障碍卫生间内堆满了杂物……一次，很少乘坐公交出门的唐占鑫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想坐一次无障碍公交车，司机却告诉她，轮椅踏板太久没人用了，已经生锈卡住了，放不下来。

2018年4月，唐占鑫(左二)等人在清华大学参加无障碍通用设计研修营。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社会康复科医生孙知寒也是一名肢体残障人士，经常坐飞机出差。因为有些航空公司没有机舱轮椅，从乘机口到座位的一小段路，他只能把自己的轮椅折叠起来，坐在扶手上请人推过去，有时甚至需要有人把他抱过去。“他们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这种体验真的很差。”孙知寒说，但这样的航空公司还算好的，有的航空公司嫌麻烦，会直接拒载。

　　放低视角，弯下身子

　　在医院，孙知寒的工作是帮助残障人士准确认识残障、回归社会生活。由于自身病耻感和无障碍设施不健全，很多残障人士都把残障视为自身的过错，不愿走出家门。“这就像一个死循环，社会的无障碍环境不好，残障人士就不出来。他们不出来，也不会知道无障碍设施建设到什么程度了，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唐占鑫就接触过一名60岁的强直性脊椎炎伤友。他常住北京，没有子女，除了偶尔让妻子推着自己下楼转转外，几乎不出门。一次聊天时，他偶然提到自己最大的梦想是去看看“鸟巢”。唐占鑫建议他坐地铁，他很惊讶，“地铁都能通到‘鸟巢’了？”

　　唐占鑫也很惊讶，地铁通了这么多年，居然有人不知道。

　　刚出车祸时，文军也是闭门不出。他在床上一躺就是两年，幻想着有一天能痊愈，继续跳自己最爱的国标舞。有朋友劝他出去锻炼，他会生气，因为他无法接受坐轮椅出门的事实，不想成为别人眼中的“残疾人”。

　　1999年，文军到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接受康复训练时，发现医院附近的无障碍设施比其他地方要好。他曾对媒体说，这是“因为残疾人多，大家见的也多，有需要才能做得到。”此后，文军最常做的事就是鼓励伤友出门，滑着轮椅在家附近转悠，甚至到外地去旅行。

　　在孙知寒看来，像文军这样，定期开展残障人士旅行活动是极好的社会互动过程。“但除了残障人士自身，健全人也应该提高无障碍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无障碍设施建设不合规、被占用之类的问题。”

　　去年8月，孙知寒以指导老师身份参与了一次无障碍调研活动。活动在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进行，那里聚集了一百多户需要使用轮椅的人士，大多数是中风、骨折的老年人。

　　调研前，孙知寒叮嘱志愿者和社工，在拍摄无障碍设施时，必须要放低视角，弯下身子。“因为有些障碍从健全人的角度是看不出来的，比如扶手的高度，对健全人来说合适，但对坐在轮椅上的人来说可能就太高了。”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毕业的刘翰松是活动参与者之一。出门调研时，他会带一个装有量角器、卷尺和水平仪的工具包，测量无障碍设施的各项数据。他的手机里还下载了活动专用app，存着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各种规范。

　　刘翰松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居民楼楼道里，两侧有无障碍扶手，但转角处却没有；有的公交站台前没有无障碍坡道，残障人士只能在马路上等公交；有的地方虽然有坡道，但角度最陡的能有七八十度，人走上去都费劲，更别说轮椅了。

　　为了最真实地感受残障人士的生活，刘翰松还坐上了轮椅。在马路上，他碰到一个一厘米高的槛就过不去了，一使劲，轮椅差点翻倒在地，得有人帮忙推才能过去。在银行，虽然柜台修得很低，方便坐轮椅的残障人士交流，但没有可供轮椅和双腿放置的内嵌，他只能侧着身子办理业务。

　　“以前我对无障碍设施只有模糊的概念，知道建筑必须有坡道、无障碍卫生间，但不知道坡道要修多少度、卫生间的扶手要修多高。”刘翰松说，那次调研后，当他骑着自行车经过路上的车桩时就会下意识地想，车桩的间距够不够宽？轮椅能不能经过？

　　努力参与和我们有关的决定

　　2017年4月，《南方周末》报道过一个视障群体不满手机QQ、微信、支付宝等软件无障碍功能的案例。比如，有视障人士认为手机QQ的无障碍功能不好用，因为老是报出“您与某某某有0条未读信息”这样的冗余信息。他们认为这拖沓、浪费时间，甚至是看低视障者的智商。

　　这些手机软件虽然具有所谓的无障碍功能，但因为设计、研发之初缺乏视障人士的参与，所以并不是真的“无障碍”。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核心精神是，没有我们的参与，请不要做出与我们有关的决定。”蔡聪说，这个口号是要告诉相关机构，不能拍拍脑袋就做决定，“同时也是告诉我们自己，不能坐在家里等待社会的关爱和改变，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参与去推动这种变化。”

　　2014年，唐占鑫和三位朋友成立了公益组织“北京东城区脊髓损伤者中途之家”(后改名为希望之家)，致力于为脊髓损伤的伤友提供帮助。为了方便伤友们出行，她组建了一支30人的团队，包括残障人士和志愿者，计划通过实地调研，绘制一本北京地铁无障碍地图。

　　2014年夏天，唐占鑫和小伙伴们每天顶着高温，穿着防晒衣、戴着方便摇轮椅的手套，跑遍了北京地铁2号线、4号线、10号线，总共81个地铁站。每到一个地铁站，她都要记录下无障碍设施的位置、使用方法和存在的问题，至少花费一两个小时。遇到宋家庄、西单这类通道多、出入口多的换乘站，甚至需要八九个小时。

　　唐占鑫和小伙伴们发现，地铁在无障碍方面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无障碍标识，比如不标注无障碍直梯的出入口及其位置。“有的地铁可能有四个口，分散在立交桥的四个方向，其中只有一个口有直梯。如果没有标识，残障人士找起来会非常麻烦。”

　　可供轮椅出入的无障碍闸机顶部也没有标识。以坐在轮椅上的低视角看过去，残障人士无法从远处分辨无障碍闸机的位置，必须到跟前才能发现。但有时，大股人流和残障人士一起涌到了普通闸机前，他们不仅自己不便，还会影响别人。

　　在北京市残联的帮助下，2015年5月，唐占鑫等人和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开了一次座谈会，把他们收集的信息反馈给了地铁公司，不到一个月，大多数问题都解决了。

　　随后，他们又把北京地铁的全部17条线路、318个车站走了个遍，体验了3000多项无障碍设施，并把汇总到的信息做成手册、发给了伤友。“我们反映的所有问题，地铁公司都给了反馈，能改的也全都改了。”唐占鑫说。

　　“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如果伤友们能够参与到无障碍建设的环节里，那么建设不规范、不符合残障人士需求的问题就会少得多。”唐占鑫说。

　　从2016年开始，唐占鑫所在的公益组织开始与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合作，开课对建筑设计师和残障人士进行无障碍培训活动。“我们有的是经验、设身处地的感受，建筑设计师有的是专业的知识和理念，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做得更好。”

　　法律责任难以明确

　　事实上，唐占鑫等人能参与到地铁无障碍设施的改进中，一定程度是残联出面协调的结果。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通过残联来解决。

　　依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章程》，残联的职能主要包括代表残疾人利益、为残疾人服务、管理和发展残疾人事业三方面。对无障碍设施，残联没有监管的权力。

　　2017年，宁波市民郑会水、陈福良等5人将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告上法庭。他们诉称，宁波南站周围的无障碍路口设有石柱，影响了残障人士通行，要求政府拆除石柱。

　　开庭时，海曙区政府的答辩理由是，政府成立了南站广场区域综合管理办公室，负责该区域内的综合执法管理工作。设置路障限制通行是综管办履行法定管理职能的行为，并非政府作为。另外，设置路障能避免车辆进出广场，维护行人安全，且南站南北广场还有多处无障碍通道，可供残障人士出行。

　　最终，法院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宜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进行合法性审查”为由，驳回了起诉。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依据《北京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条例》，如果机动车占用了盲道，由交通部门处罚；如果是其他物体占用，由城市管理部门处罚。蔡聪说，由于无障碍设施分散在不同的场域中，监管部门不同，就容易出现权责不明或权责重叠的情况。“有时，就算残障人士出门时发现了无障碍设施的问题，也不清楚该向什么部门反映。”

　　另一方面，对于无障碍设施不达标、被侵占等情况，法律责任并不明确。

　　2012年，住建部发布了《无障碍设计规范》(下称《规范》)，明确了道路、广场、绿地、居住区等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标准。比如，在一切公共建筑的入口处设置取代台阶的坡道，其坡度应不大于1／12；在盲人经常出入处设置盲道，在十字路口设置利于盲人辨向的音响设施。

　　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规范》起草人员焦舰曾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规范》的大部分内容并不带有强制性。此外，公共建筑与城市道路投入使用前的验收环节，也普遍缺少针对无障碍建设的验收考查。

　　为了解决类似的问题，2017年，成都市交管局在“蓉e行”平台上开通了举报“占用盲道停车”的功能：依据具体情况，占用盲道的司机会被处以罚款100元、扣3分或罚款150元的处罚。

　　2018年，北京残联也上线了“无障碍随手拍”服务，当用户发现无障碍设施出现问题时，只要拍摄下相应照片、留下地址，残联管理员就会通过12345市长热线，向设施的相应管理部门转达信息，并进行处理。

　　比如，曾有市民反映朝阳区某地下停车场无障碍停车位被占用，不到一个月，停车场就增加了无障碍车位告示牌；丰台区六里桥客运站通往地铁的无障碍通道被栅栏阻拦，问题反映后，相关部门在栏杆一侧设置了可开启的门。

　　“在2022年冬奥会到来之际，北京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方面会有大动作，近期市里就会通过审议。”7月17日，北京残联一名工作人员说，届时，残障人士会在城市中过上更便利、更自如的生活。

　　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实习生 付蕾

　　A14-A15版图片(除署名外)/受访者供图